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才开征个税，月入4万需要缴纳1922元
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费正清就曾批评民国不征所得税，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人的消费税负担，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⑤不过，自北洋至国民党，中央政府并非“代表富人利益”不愿征收所得税，而是因种种阻力，征收不了。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民意的抵制。1921年的所得税征收实施工作，之所以仅从公务员身上征到1万多元，最后流产成为笑柄，主要原因之一，即有组织的民意抵抗。该年11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申报》上公开刊发给北洋政府的呈文，宣布否认当局的所得税政策。理由是：1、所得税的细则本身有不公平的地方;2、当局须先将其他恶税废止、并切实履行保护工商的政策;3、所得税的用途，当局须予人民以监察之权……简而言之，当时的工商界很重视税收背后的契约关系，要求“纳税义务”必须与政府的“公共服务”相匹配，“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节省各项糜费以前，人民不能承认此新税，以供无谓之浪费。”
第二，客观环境所限。1929年，财政部所聘请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 E.W.Kemmerer，美国经济学家，在货币方面有卓越成就)，来华经过一番调查后，明确建议国民政府不要推行所得税。其理由有三条：1、经济上的原因——中国新式工商业不发达，税源有限;2、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工商业，也就难以普及新式的簿记制度，没有健全的记账、查账制度，国民政府也没有详细、精确的人口调查、职业调查以及收入调查，没法征所得税;3、行政上的原因——国民政府没有合格的税务官僚团队，因为租界及地方军阀的存在，行政权难以统一，避税、逃税手段太多。
因为上述两项原因，直到1936年之前，国民政府始终只对公务员及党务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1936年，因对日备战已进入最后关头，国民政府才再次提出要征“所得税”，按孔祥熙的说法，“吾人处此非常时期，要想救亡图存，思患预防，便不可不未雨绸缪”。以“民族存亡”为前提，民意的抵制自然不复存在;不过，客观环境仍无改善，所以征得总额极低，“战争期间，所得税收入只占岁入中不属于借贷收益的3%-4%。”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没有来得及为抗战缴纳个税。按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的个税税率标准(以月收入30元为起征点，税率采超额累进制)，并以1927-1936年间鲁迅的月均收入697元为参考，则鲁迅每月需缴纳个税约33.5元。鲁迅当时的697元，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也就是说，鲁迅若未去世，则在抗战爆发时，月入4万元的他，每月需缴纳1922元个税。这个税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重。所以，国民政府当日曾公开宣传：“政府之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而更看重该税的政治意义：“所得税之施行，正为培养我民族道德极佳之工具，吾国民是否愿爱其国、能爱其国，将以是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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