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针对庶民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过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许多人据此认为程朱理学压制女性改嫁的权利，进而推导出宋代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结论。这里存在多重误解。
程颐本人并不反对妇女再适，《河南程氏遗书》有段记录：“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颐有一个侄女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朱熹也不反对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究程氏本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对庶民的要求，而是强调士大夫的气节。这一点清代的徐继畲看出来了：“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清)徐继畲：《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
事实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甚至皇帝的妃子也有改嫁的，如宋光宗有个姓张的贵妃就“出嫁于民间”。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说：“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
张先生通过对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所记事例的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改嫁时间可考者凡四十一例，其中属于北宋的仅四例而已，属于南宋的多达三十七例。”[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宋代的社会风气并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也绝无歧视之意，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北宋河间府的风俗，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其改节”，并无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宋人丘濬《孙氏记》写到一位年轻女性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三嫁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她受封为命妇。丘濬评价说：“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也。”
即使是皇室，对改嫁的女性也并无歧视。四川妇人刘娥，原是银匠龚美之妻，“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宋)王巩：《甲申杂记》]。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末，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文/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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