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法国籍邮轮“安吉尔斯”号汽笛一声长鸣，缓缓离开上海，驶向遥远的大洋彼岸。船上一个魁梧的汉子，凭栏远望，心潮澎湃。他即将离开祖国，去万里之外的欧洲，寻找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是朱德。此时，他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川滇名将了。那么，朱德为什么不在国内入党，而要急切地去欧洲寻找中共组织呢？他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入党之路呢？
1923年，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的朱德。
志士恨无穷 孤身走西东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西麓李家湾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像旧社会许多穷人的家庭一样，朱家人口多，负担重，家境难。朱德的父母共生育了13个孩子，由于贫穷，只养活了8个，朱德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他出生后，父母怕孩子养不大，按当地风俗，给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娃子”。朱德的出世，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欢乐，因为，全家辛辛苦苦，终年劳累的全部劳动所得，交了租后，所剩无几，连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都很困难。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份压力。他的父亲朱世林哀叹：“唉！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奶奶倒是乐滋滋地说：“这娃娃长得粗眉大眼，一派福相呢。好好养着他吧，没准儿日后能成大气候哩！”
朱德5岁时，就开始帮助家人干一些杂活。当时，一些外来的手艺人在劳作休息，特别是饮酒时，总喜欢和当地人围坐在一起，神侃一通。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故事，是他们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年幼的朱德，最爱听他们讲故事，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充满了同情与敬仰。他从懂事起，就目睹了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一家人整年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粮食，一担一担地被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剩下的一点稻谷，只能拿去换红薯、玉米等杂粮。吃的青菜，经常不放油，只是用清水煮熟，蘸一点劣质的黑硝盐。全家男女老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带补丁。每次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还要朱家出人抬滑竿。
朱家租种的是丁姓地主家的几亩稻田。在离朱家不远的地方有块稻田，地势较低，容易存水，朱家就在稻田里放养了一些鱼苗。一次，母亲生日快到了，朱德下田捉了小半篓鲫鱼，兴冲冲地往家走，准备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丁家的狗腿子发现后，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夺下朱德手中的鱼篓，说：“这是丁老爷家的田，给你们朱家种，收的谷子要往丁老爷家送，田里养的鱼也要给丁老爷上贡，你知道吗？”朱德气愤地问：“这鱼是我家花钱买的鱼苗放在田里养大的，为什么不让我捉？”狗腿子蛮横地说：“老爷有话，老爷田里的鱼，佃户不准捉，要我天天在这守着，每天捉些回去给老爷炖汤喝。”朱德无可奈何，但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对地主的仇恨。
事过不久，丁家再次欺侮朱家。两年前，朱德堂叔将朱家祖族的一块荒凉的山坡地，让给朱德祖父植林。朱德的祖父带领子孙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这块地平整出来，种上了竹子。在朱家的精心培育下，竹子长得又粗又茂。可丁姓地主硬说这块地过了界，属于丁家，强行霸占这块地。朱家凑钱去官府告状，但官府早已经被丁家收买，对朱家的状书看都不看，就把这块地判给了丁家。年幼的朱德，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官府的黑暗，更加仇视这个不公的社会。
此后，更大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朱家。1894年春夏，川北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朱家陷入困境，实在无力向丁姓地主交租。狠毒的丁家乘人之危，一再逼迫朱家交租。除夕那天，朱家被迫退佃、搬家。全家分成两班，各谋生路。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初四，朱德离开父母，随着祖父母、伯父母，艰难度日。地主的狠毒、亲人分离的痛苦，使朱德过早地品尝了社会的冷酷与生活的艰辛。
当时，四川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和朱家有同样的命运。一年夏天，一群灾民因饥饿冲进地主家的大宅院，打开粮仓，拖出猪羊，然后准备散去。这时，官府派来军队镇压灾民，一时间，枪声大作，灾民们哭声震天，鲜血四溅。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深深地烙在朱德的头脑中，仇恨与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不断强化。
怎样才能不受人欺凌呢？在朱家人看来，他们挨穷受苦，就是因为没文化，家中要是有个识字的人，就不会这样了。于是，朱德的父母与伯父母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送朱德上学。朱德肩负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开始了求学生涯。
1892年，朱德进入本姓家族办的私塾馆读书。私塾老师是朱德的远房叔叔朱世秦，他按照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10岁那年，朱德又转到席国珍的私塾读书。席国珍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古典文化造诣精深，熟悉历史。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愤懑。在课堂上，他经常纵论古今，抨击时弊，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农忙时，朱德就回家劳动，农闲时，才能上学。他抓住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在同学中，虽然他年龄最小，但成绩最好，识字最多。从10岁到18岁，朱德一直随席国珍先生学习，这正是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席国珍爱国感情的深刻影响下，朱德的思想“慢慢开展了”，“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朱德特别崇敬岳飞，曾写文章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还与老师、同学一同探讨过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朱德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等中国传统经典，还接触了“新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不再仅仅考虑家庭的命运，而是关注起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朦胧地感觉到，外国比中国先进，也许到外国去，就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萌生了出国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念头。
1905年，朱德改名朱建德，来到县城，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考了前20名。同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经接受过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他们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之后，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朱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06年，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转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由此，朱德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体育、美术等课程。中学堂的学监（校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他大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向学生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教理科的刘寿川先生同张澜一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告诉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一个弱国逐步变为一个强国。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尊崇科学，才有出路。这些教育使朱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大大地发展了”。对朱德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从进步师生那儿得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听他们宣传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阅读了《革命军》、《天演论》等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思想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朱德多次对同窗戴与龄讲，我听到有人说，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书命起义不断发生，可惜都失败了。我根据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的情况分析，中国要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准备先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再去学习军事。同年冬，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写下《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赠戴与龄。诗中写道：“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抒发了他的雄心和豪情。
1907年，朱德接受张澜、刘寿川两位先生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求学。成都是四川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都在此激烈交锋。1907年春，朱德报考以培养体育老师为教学目标的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认为体育可以增强国人体魄，毕业后当体育老师，可以帮助国人增强体质，抛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当时，社会上流行“教育救国”、“工商救国”、“科学救国”等许多思想，朱德想教书，就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在体育学堂学习期间，朱德秘密阅读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他决心加入中国同盟会，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而献身。由于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朱德多方探听，也没找到任何一个同盟会会员，加入同盟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908年春，朱德应聘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把持学堂的是极力维护旧思想的保守人物，授课的内容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旧学。朱德与新应聘来的老师们积极提倡新学，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与守旧势力发生激烈的争论。守旧派散布许多流言蜚语诋毁新学，甚至向官府状告朱德讲授体育课是“有失体统”，“有伤风化”。朱德据理力争，官府才没有追究朱德。这件事使朱德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等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这年冬天，他辞去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职务，决定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那么，出路在哪儿呢？他在《赠诸友》诗中，透露了这一苦闷心情：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